清晨的茶水间，周末要回贝鲁特探亲的黎巴嫩同事Tati怯怯地问我还有没有多余的口罩，她觉得回程的飞机危机四伏。

  想起除夕回家前，好心的Tati听说我在四处搜刮口罩，要把家里一盒多余的医用口罩送我。她对上一家供职的公司地毯过敏，咳嗽不断，上班的时候少不了口罩。

  当时疫情还没发酵，只是听说有一种神秘的冠状病毒在中国大肆传播。秉着回国年货一定要高级的原则，我对普通的医用口罩并无兴趣，只是苦心寻觅朋友圈里流传的高配3M。对于Tati的好意，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听到我们在茶水间的对话，即将飞回约旦待产的Amy也凑过来，她以腹中胎儿的名义，向我讨了一只旅程中应急的口罩。面对伊朗一夜之间爆发的疫情，她的家人对这趟旅程忧心忡忡。

  隔离期在家远程工作的两周，Amy是和我之前工作对接的项目负责人，她曾好心建议我把家人从过国内接来避避风头。没想到才过了两周，避风港接连失守，新冠病毒随着教徒从伊朗圣城Qom的回流，全面进击了海湾地区的各个国家。

  工位在我左手边的Tati，此时俨然变成了我的阿拉伯语首席疫情资讯专员，每当本地媒体推来疫情局势的阿语新闻，她就转过头来翻译成英文播报一次。在海湾各国纷纷宣布对伊朗停航和关闭边界时，作为伊朗难得的伙伴，黎巴嫩的新政府依然不动声色，Tati对此愤愤不平。

  据说，把病毒带回伊朗圣城的是一个转机去中国进货的伊朗商人。十年前，一个不怕死的突尼斯水果小贩挑起了阿拉伯之春。十年后，一个勇敢的伊朗小贩又曲线发动了世界的病毒危机，在这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敏感地带，小人物们掀起变革的惊涛骇浪，并不是偶然。

  作为冠状病毒的一种，2015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症(MERS-Cov)爆发后，沙特阿拉伯政府曾劝诫和疑似病毒宿主骆驼频繁接触的驯养师和骑手戴上口罩。对骆驼的情感源远流长的游牧人民，将口罩令视为对神衹的亵渎，人们甚至用亲吻骆驼的方式表示反抗。如今，中东呼吸症大势已去，它的神秘表亲却让倔强的中东人民乖乖戴上了口罩。在德黑兰机场，人们带着口罩和塑料手套登机，如履薄冰。

  在迪拜这座中东最开放的城市生活了两年多，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往往，而这一成不变的沙漠气候还是令人难以适应。春假后从中国返回，我曾经是办公室隔离工作的唯一员工。

  隔离期满，进公司的第一天，我给同事准备了风味浓郁的印度馅饼Paratha，隆重宣告了回归。国内似乎日渐好转的疫情，让我默默松了一口气。而我在迪拜仅存的一盒口罩四处分发，至此已经全部发完。

  想起一周前，在收到复工体检证明时，我问家庭医生复工后口罩的必要性，她坚决地否定了。然而此时，街上戴口罩的人却慢慢的变多了。

  一月二十三日，武汉封城的同一天，我从迪拜回到家乡海南岛，为期十天的春节假期真正开始。从沙漠回到海岛，温润的天气让人心旷神怡，这里的生活一如往常。

  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期，与广东省隔海相望的海南岛并无一例确诊案例。有人说热带高温杀死了病毒，有人说隔绝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天然阻断。2003年的海南岛，粤海铁路还没有开通，南海观音也没有开光，更没有走向国际的野心。那时的海风很慢，日光很长。

  回到岛上，戴口罩的人仍是少数派。有个男孩戴着我没有买到的3M口罩在楼下遛狗，站在人群中，他有点特立独行。虽然在我到家的那天，非典时期百毒不侵的海南岛已经有了5个确诊病例。

  除夕夜，爸爸出门买菜之前，扭扭捏捏不肯戴上口罩，说我们煽动社会舆论，引发白色恐惧。他对爱玩手机的弟弟严厉地说道，见到长辈要脱下口罩问候，不然会被说成不礼貌。

  中文系的爸爸对于数字并不敏感，但作为家里唯一的党员，他对舆论讳莫如深的力量了如指掌。

  初一清晨，在睡眼朦胧间听到爸妈在客厅里争执。醒来后，被突然告知今年不回老家过年了。原因是我们在两百公里以外的老家又确诊了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全岛也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

  爸爸有些黯然失色，回老家过年是这个硬核海南男人一直以来没办法撼动的传统。作出这样艰难的决定，除了为我们的健康和安全着想，还和妈妈的另一个安排有关。

  在这非常的时期，除了病毒以外更能让一个重视舆论的中国家庭闻风丧胆的还有大龄单身女性。

  自国新办的冠状病毒联防的第一场发布会之后，所有城市级别的商场全线暂停营业。妈妈介绍的相亲对象不辞辛劳，找到了一家不打烊的太平洋咖啡相约碰面。

  出门前，爸爸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虽然我和相亲对象只交换了微信，仍未谋面，他就将我的舍命赴约美名为一场“霍乱时期的爱情”。

  一月二十九日，正月初五，坐在客厅里百无聊赖，手机上推来了阿联酋确诊中东首例冠状病毒患者的消息。

  当天，人民币近300块的3M口罩击败了Airpod，一举成为了阿联酋本土电商Noon的最畅销商品。新闻里有专家称戴口罩并不必要，勤洗手是防控的关键。

  突然邮箱推来一封标题是’SOS’的邮件，点开一看，是Tati发来的问候。

  她说，阿联酋航空传出了暂停往来中国航线的流言，我有了延长假期的正当理由。同时，公司里有先见之明的菲律宾同事带了一盒3M口罩无偿分给大家。而戴着口罩回贝鲁特过周末的她遭到了乡民的歧视，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她所到之处都引起了人流的退散。

  很快，几个在香港工作的朋友陆续在朋友圈里晒出公司要求大陆返工的员工自我隔离、远程办工两周的状态。朋友圈里有人发了迪拜中国商会倡议返乡人员自行隔离的公告截图。

  我的春节休假将在两天后结束, 而一向雷厉风行的人事主管Alicia却没有寄来只言片语。公司对这次疫情的反应，至今只有一封伦敦办公室整理的关于区别冠状病毒和普通肺炎的科普邮件。

  平日里，Alicia的不打扰是一种温柔。而此刻，她的冷静却是一种折磨。于是我主动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解释了冠状病毒的来龙去脉，并提出了返程后自我隔离远程工作的诉求。

  Alicia很快回信了，隔着屏幕我似乎能听到她在办公的地方落地玻璃后排山倒海的笑：区区流感病毒有什么好怕的。她的回信简单扼要：“公司没有相应政策，周日见！”（阿联酋工作日为周日到周四，周五周六为双休日。）

  过了几小时，在迪拜时间晚上八点左右，她突然又用加一封邮件，内容大概是：“谨慎起见，你回来后还是自我隔离七天吧！”

  继Alicia的邮件后，在公司北美总部的CEO突然向全球的员工发表了声明，建议除非特别紧急，否则所有到中国境内的公务旅行都延期或取消。所有从中国境内回到其它国家办公室的员工都要自行隔离七天。

  微信的公众号也陆续推来了继英航以外，几家航空公司对中国停航的消息。排华的新闻接踵而至。

  一月三十一日，正月初七。早上关掉手机闹钟的瞬间看到纽约好友的信息：“美国开始限制中国护照入境，他开始了制裁。”

  打开朋友圈，几乎所有状态都是中国被宣布为PHEIC疫区国的视频。埃塞俄比亚籍的干事吃力的演说，让我想起了南非前总统Jacob Zuma，以及Trevor Noah在脱口秀里嘲解过的“埃博拉疫情时期从非洲飞往美国”的情节。随着美国对中国公民限制入境，世卫组织宣布中国为PHEIC。

  没过多久，公司CEO又发来了邮件，更新了声明，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快速变化，所有从中国境内返工人员自行隔离的时间由7天增加至14天，从而和病毒14天的潜伏期吻合。

  在面试时我曾咨询过公司的灵活工作制度，面试官冷冷地回答说由于我们工作的团队性很强，面对面的交流很重要。所以远程办公对普通员工并不存在。没想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瓦解了公司对出席率的坚持。一个普通员工闯入了老板的特权禁区，措不及防地实现了digital nomad的愿望，时间自由，空间自由。

  二月二日，阿联酋确诊了第5例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我又回到了迪拜。

  相比回乡航班的热闹喜庆，返程航班空空荡荡，我一人独占了一排座位。毛毯、枕头和耳机出于卫生原因都没提供。没有耳机用不了机上娱乐设备，我前排的几个人都戴着口罩看书，图书馆里独具的考前紧张氛围在一万米高空中弥漫。发食物和饮料的乘务员们好像偶尔出来捕食的猎豹，来无影去无踪。

  半夜落地的我昏昏欲睡，但一下飞机还是收到了Alicia的消息。在她的协调下，公司的司机第二天送来了远程办公的电脑。

  来我公寓打扫的菲律宾工人Rojane显得忧心忡忡，做事有点心不在焉。Rojane算是我在隔离期间遇见的第一个熟人。她做事风驰电掣，深得我们的信任。但我带着口罩开门时，她有些惊讶。

  Rojane低头在背包里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同乡会免费发放的口罩。罢了，她决然地说，没关系，我信任你，然后就打开工具箱准备开工。我拆出一只从中国超市订购N95口罩递给她。

  她很是感谢，说 ，同宿舍的姐妹上周被一个刚从中国回来的新客户吓得胆战心惊。她说这个中国人正在家隔离，就连上厕所也带着口罩。

  我想起了几日前新来的女工Mary，在吸尘器的噪音后略带哭腔地和谁通着电话。我马上问Rojane：你这位同事是叫Mary吗？Rojane点点头。

  Mary来的那天，订购的口罩准时送到，我兴奋不已，一开门就给了Mary一只当作见面礼。而后赶着开电话会议的我并没有多加解释，没想到胆小的她竟然被我吓得魂飞魄散。

  而事实是，这座城市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哈利法塔，也有最低微的人生。但在这座种族和文化多元的城市里，按照国籍来分配工资早已不是秘密。同一份工作，面对学历相当经验相似的英国员工和印度员工，工资可以是天壤之别。

  而在这座工资按照出身分配的城市里，地铁上，戴口罩的人群似乎也默守了同样的规则。菲律宾人、印度人和各种亚洲人率先戴上了口罩，英国人和其他欧美人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时空。而对汽车有一种执着的本地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极少现身，对我来说依然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对于我远程办公的隔离生活，同事们都十分感兴趣，天天都会有人在Skype上问我对于这突然延长的假期有什么感受，还有同事好奇地打听我这隔离期的工资会不会按原价支付。

  事实是，和我合作的项目负责人Amy生怕野马脱缰，对项目的把控事无巨细，即使在家办公，她的声音随时震荡着我的客厅。但总归少了一双在背后时刻监工的眼睛，心境自在多了。然而，要结束这天高黄帝远的隔离生活并不是特别容易，Alicia发来邮件，叮嘱要拿到血检的结果，才能回到办公室。

  返工隔离是公司的政策，阿联酋官方没有相关的流程。我给相熟的家庭医生打电话，听到我两周前刚从中国回来，他左右为难，让我最好还是先在政府健康署的医院做完冠状病毒swab检测后检测再去找他。

  我拨通了健康署的热线天的隔离期后并无症状，回复是，不针对没再次出现任何症状的社会人群提供检测。

  家庭医生对我从疫情国返回的担忧能够理解，而健康署对有限医疗资源的配置也合情合理。我对着保险公司清单上的医院，一家家打电话预约健康体检，听到我的中文名字和中国旅行史，电话那端的医护人员都高度警惕。结论是在没有冠状病毒检测的结果下，一概不收治。

  我问了和我同期从国内返工的另一个企业的朋友，她也陷入了开具健康证明的困局。最终，她通过和公司人事部门笔战的形式，期满释放。

  没有和Alicia笔战的勇气，也许是花光了所有的运气，在四处碰壁后，终于遇到了一家百密一疏的诊所。接线生即没有对我的名字产生好奇，也没有对我的旅行史进行追查，爽快地把我加入了周六体检的队列里。

  终于，在隔离期的第十四天，我穿过过满眼孕妇的候诊厅，完成了血检。看来我拿到体检资格凭借的不是普通的运气，最终收留我的是一家专攻妇幼保健和不孕不育的诊所。

  血检结果需要24小时才能得出，Alicia发来邮件追问体检结果时，我向她如实禀报。Alicia很快回了邮件说，“那就再等一天，周一见！”

  终于，在回到迪拜的第十五天，我上传了家庭医生手书的体检报告，恋恋不舍地结束了隔离期。

  在家庭医生的建议下，我摘下了口罩，有一种回到了一个月前，国内的疫情起步发酵时的错觉。而稍微不同的是，公司北美总部对疫情的每周通报让这个最初令人焦虑不堪的武汉危机，变得更像是一种全球员工一同生活的日常。中国内地办公室的复工时间继续推迟，公司关于远程办公的技术突飞猛进。而除了中国以外，意大利和南韩也加入了复工隔离的名单。

  周日的电梯里，有同事提到由于疫情期间出游人数减少，阿联酋航空开始鼓励空乘们休年假或无薪假。关于奥运会延迟的谣言四起，大家都对今年十月开幕的迪拜世博会有点担心。电梯门打开，公司的司机提着电脑包迈进来。看见我，他无奈地笑笑说，又有一名员工进入了隔离期，他再次临危受命。

  原来在清晨，我的首席疫情资讯专员Tati，在从贝鲁特回到迪拜机场时被随机抽中，做了检查，签署了一份居家隔离两周的协议。稍后Alicia也发来邮件提示大家，若有身体不适，建议居家办公。而从这周末开始，办公室将全面消毒和深层清洁。

  想起帮我订了几盒口罩的意大利牙医。听说我的口罩告急，我的意大利牙医从他的供应商那帮我多订了几盒。他对于口罩的作用表示怀疑，但天性乐观的他说，有一点他和川普达成了难得的共识，那就是四月来了，气温升高，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三明治自2020年发起“海外中国人写作者”招募计划。在我们看来，即使身处海外的中国人，也同样处在中国和世界的震荡交错之中。他们在异国周遭的生活细节，有时让我们不免想起故土，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地方是如此的不同。“三明治”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中国人。而近来的事件，让这种震动更明显。我们欢迎更多的来自中国同胞的外部视角，去共同呈现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内容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