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李子舟先生，祖籍陕西省华县，在他85年的生涯中（1903.9–1988.4），当过医生、开过药房、办过医院、创建了制药厂；在抗战中成立过救护站，免费帮助受伤士兵和民众；当沦陷区的难民涌入西安，他曾将一块十多亩地让给难民搭棚居住；他也曾冒着生命危险，给地下党送信；给陕北革命根据地支援卫生器材、药品和原料；解放后，外公担任过中国民主建国会西安市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西安市委员会第四,五届副主任委员，是第一、二、六、七、八届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西安制药厂原副厂长。
1988年5月21日，刚好是个周末，妈妈打电话来，电话那头妈妈泣不成声。我愣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妈妈哽咽着断断续续的讲道：“……你……你外公……走了……今生再也……看不到他了……我没有父亲了……”。妈妈是外公的大女儿，她和父亲的感情很深，她常对我说：外公认为女孩子在家时要给她最好的生活，男孩子却要多一些磨练，因为将来女孩子出嫁，还不知道嫁给什么样的人家，妈妈慢慢平复了心情：“中午收到你舅舅的来信，外公是1988年4月27日上午5:15分在省医院去世的。”
那时，我们全家到美国刚刚一年，两个孩子在美国东北部水牛城小弟家寄读，我们夫妻二人在美国西南部洛杉矶的妹妹家暂住。我清楚的记得，临走前我和先生一块儿去宝芬姨家，跟当时患严重心脏病的外公告别。
那时外公身体很衰弱，走起路来需要搀扶，可那天他坚持要把我们送出单位的大门。宝芬姨扶着他缓慢地走着，我几次泪水涌出，不忍直视。在大院门口，他让我们走，我们多次回头招手，招呼他回去，可他在门口站了很久、很久，不肯离去。他知道，我们这一走不了解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也知道这次离家，去一个文化不同、语言不通的陌生地方，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何时可以回家？我不敢想，眼泪一直在眼睛里打转。走得很远了，再回头，模模糊糊看到两个人影还在原地。
外公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医药卫生事业，抗日战争中生产的脱脂药棉、纱布、绷带及各种药品，大大减缓了战斗伤亡，为伤员恢复提供了保障，为抗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0年5月，外公从江苏南通医科毕业，准备回西安，恰遇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军阀混战。南方战场主要在湖南的岳州、长沙一带，沿湘江进行，因此陇海铁路被战事截断，刚刚毕业的外公回不了家。
这场内战，双方共阵亡23余万人，灾难深重，受伤的士兵达6万多人，政府设立了很多后方医院收治伤兵，急需医生、护士，刚刚在医学院毕业的外公不愿意浪费等待路通的时间，就在南京附近的第二十八后方医院找了工作，当了少校军医。战乱中，这家医院的风气不正，医务人员大都喜欢打麻将，玩扑克，夜里玩到很晚，白天上班精神不济，工作敷衍，甚至告假休息。满怀抱负的外公工作踏实，对病人认真负责，很快得到医院的重视，医院将官长病房、重病房、手术室等重要部门都交给他负责。因为工作繁重，连星期天都在医院工作，医院除了每月发给135块的工资外，还额外津贴他每月十几元的伙食费。外公为了节约时间，平时在医院食堂吃饭，偶尔出去买个油饼、馒头，改善一下伙食，他省吃俭用，几乎存下所有薪金，到第二年（1931年3月），战争结束，回家的道路畅通后才告辞回陕，他在后方医院干了8个月，存了1000多元，他将他的第一笔存款交给一位同在医院工作的陕西同乡司药张某，他们合伙到上海购买西药运回西安，筹备开药房，这是外公的最初资本。
药房交给张某管理，外公又去驻陕西陆军医院干了一个多月，后被请到陕西省省立医院，即现陕西省人民医院做了省医院第一任的内科主任。
1976年前后，外婆跟舅妈在省医院母子房住时，有天我找外婆，她正和时任院长的母亲聊天，见到我，老人对我说：“你的外公是省医院第一任内科主任。”我第一次知道了外公在省医院当过医生。当时每月工资100元，外公工作热情不减，对医术精益求精，踏实肯干、无论夜里或周末，只要有人找他看病，他都热情接待，来者不拒。碰到老人、重病人他随时出诊。记得我上小学时，到王志静同学家里，听她妈妈说：“你外公医术很高，人很好，那时我母亲有病，随时请他，既是在夜里，他都会很快赶到。” 外公医术精湛，待人又诚恳热情，短短的时间里在西安各界结识了众多人脉，为后来的事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2年秋天，管理药房的张某因病退出，外公独资在南院门开设了西北医院和西北医院药房。1933年，吸食阿片的人很多，大都成瘾，严重危害民众健康，国民政府下令禁烟，外公也积极做出响应，他在临床中研究摸索出戒烟良方，取名慈渡戒烟丸，此药服用后很灵，药效奇佳，能戒除烟瘾，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名气很大，当年的老人都知道。小时候爷爷就给我说过：“你外公的慈渡戒烟丸当时在西安轰动一时，使许多吸食者戒掉了毒瘾”。
效果奇佳的慈渡戒烟丸从西安传播到西北五省，外地烟民通过邮寄购买，一时销量大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每天都能收到省内外烟民成功戒掉的人的感谢信，这是外公对社会对民众做出的有益贡献。
从1932年到1938年，在西北医院和西北医院药房最近一段时间里，外公和陕西一些著名的爱国军政人士交往甚密，其中有成柏仁、孙蔚如、孔从周（孔从洲）杨晓初、王菊仁、葛风梧、薛道五等，参与和支持了抗日工作。还曾在经济上支持了陕西进步组织唯一喉舌——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他曾冒险向陕北根据地支援卫生器材、药品和原料。双十二事变中、经熟人介绍、八路军的一位陶姓军医把所需药品、器材清单交给了外公，他仅用三天的时间就配齐所需物品，包装、装箱、并按时装车，安全送走。但立刻遭到特务的恐吓，西安城防第16军在一个夜晚来抢药品，并抓走了外公进行审问、拷打。后因查无实据，加之各方朋友及时营救，五、六天后得以释放。
抗战期间，西安常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外公在西北医院立即成立了第七救护站，给伤病员提供免费包扎、免费提供药物等服务。
1936年，外公帮助薛道五先生筹建西北化学制药厂，并在厂里担任副总经理，该厂规模大，设备完善、产品品种类型多，非常适应当时军需和民用，生产和销售均称顺利，是彼时西安最大的制药厂，外公的经营管理能力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37年抗战爆发后，沦陷区难民大量涌入西安，他毫不犹豫的将医院在尚勤路的十多亩地让给了难民搭棚居住，难民们在兵荒马乱时有了一个暂时遮风挡雨的住所，当难民知道这是西北医院的李院长给他们的之后，纷纷到医院感谢仁慈善良的李院长。
1938年，外公因为与主办人个人意见不合，辞职回到了西北医院。正值抗战关口，朋友批评他说：“前方抗战，后方生产，不搞生产，而为个人私事回家不对！”听了此言，他也深感不安。1938年抗战高潮，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外公坐不住了，他仔细认真研究了陕西形势，认为：沿海各大城市相继沦陷，交通中断，医药来源极端困难，西安仅有西北化学制药厂产量不能够满足战时需求，而军需民用均十分紧迫，鉴于西北地区盛产药材原料，特别是制作脱脂药棉、脱脂药纱布所需棉花的产量很大，陕西年产棉花在百万担以上，因战争影响，输出困难，棉花的价格跌到2毛左右一斤，销路甚是疲滞，棉农叫苦不迭。此时是办制药厂的最佳时机！制药厂以生产脱脂药棉、脱脂药纱布等产品，能及时为前线供应急需的脱脂药棉、脱脂药纱布以及军需、民用的各种药品，支持抗日，又能解决农民的棉花滞销问题，还可以就地拿到物美价廉原材料，自己在生产、管理上又有一定经验，真是天时地利齐至，于是提出兴办西安华西化学制药厂的倡议。
设想中的华西化学制药厂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共募集1000股，每股为法币50元，合计5万元资本。因为他从做医生、到开药房、开医院，还在当时西安最大的制药厂做了几年的管理工作，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了广阔的人脉基础。想法一提出来，得到各界人士响应，如赵寿山、孙蔚如、成柏任、孔从洲、王季陶、袁吉安、杨叔吉、窦荫三、潘源泉、程海岑、杨文轩、葛风梧、刘纯中等200多位颇具影响的军政、医药界人自愿投资入股，占总股的百分之五十，其余一半由外公一人出资，他认为这样他在生产中就有了主动权，目的是想把这个厂办成功，办下去。他紧锣密鼓地展开各项筹备工作，1938年当年就把股金筹齐，并把自己的私宅太阳庙门13号做为临时厂址，以最快的速度开业，投入生产。
华西制药厂的组织，是依照公司法成立股东大会。1939年在第一届股东大会上，选出董事十一人、监察五人组成董事会，设常务董事三人，由董事互选并推选一人为董事长。董事任期三年，监察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常务董事有杨叔吉、窦荫三等，监察有程海岑、杨文轩等，厂里设经理一人，打理厂内外一切事宜；设厂长一人，负责生产并协助经理处理日常事务；设会计主任一人，负责全厂财务收支，以上均由董事会延聘；厂下设：制药、棉纱、会计、事务及营业五个部门，各设主任一人，由经理和厂长协商任用。
由于业务逐步扩大，人员逐步增多，在太阳庙门开工后，很快就因厂房、场地过小，制约生产的弊端显现出来，此时，正值香米园第四集团军司令部修械所完结，该所场地很大，房间亦多，并有水塔一座，对于制造卫生材料和药品都非常有利。经多次商谈达成一致，第四集团军修械所的房子和部分器具，以赵西明、李百朋等人的名义作价入股，从此华西的新厂址便搬迁到香米园，占地约七亩左右，新址的地皮，部分为私产、部分为公产，后来均由华西购买，成为了华西的固定资产。
从1938年开始经营到1948年期间，华西制药厂主要是制造和推销西药与卫生材料。即生产各种注射药、酊剂丸片原料药和脱脂棉、脱脂纱布、绷带等。由于生产方向对路，经营有道，一直本着勤俭节约，全体员工团结努力工作，故企业积累很多，也很快。1940年，后方物质很艰难，特别是西药愈发紧张。彼时西安西北化学制药厂已被国民政府卫生部征购，所有制药器材全部运至兰州生产，药物产品亦由卫生部统一管理。军政部军需署也准备依照卫生部的办法，把华西全部征购，经过董事会研究，由外公亲自赴重庆与军需署接洽，在不被征购的前提下，华西愿竭全力为军需署生产各种药品和脱脂药棉、脱脂纱布、绷带布等。
（1）华西在名义上作为军政部军需署在西安的特约工厂，供应军需署所需要的脱脂药棉、脱脂纱布以及各种药品。
（2）由于棉纱当时属统制物资，为了原料购进方便，军需署转知陕西花纱布管理局，按定价每月供给华西特约制药厂所需的全数棉花和细纱数量，制成产品交军需署西安办事处全部统购。
（3）华西所交产品，按当时以原料进价及制作成成品的成本价，做出结算表，报军需署驻西安办事处核实，付给全部价款。
（4）华西制药厂制成药品优先供应军需署，如某些药品不需要时，由华西自行处理，军需署不予干涉。
华西作为军政部军需署特约制药工厂后，因棉纱原材料购价和成本结算等问题，军需署西安办事处无权处理，在那交通、通信技术落后的年代，往返重庆路途遥远，耽误生产，经董事会研究，由外公常驻重庆，专门与军需署直接联系，这样业务上的很多问题都能迅速解决，自然也利于生产。
1941年，经股东大会决议，华西当时的资本定为10万元，原来每股50元，已经增值到了100元。
1942年的重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很快，最后连同法币也贬值了。工商业者为了保全实力，一般是存物不存钱。也无法用法币作标准付工资，华西的工资是以当天《经济日报》公布的粮食牌价折算成现金发给工人。（未完待续）
